關於呂麗瑤事件的評論

關於呂麗瑤事件,
我認為,對(疑似)受害者最大的支持,不是訴諸同情地輕信,而是求法制上﹑社會上的公平對待﹑保護。

法制那些我不熟悉就且不多說。
就「社會上的公平對待」而言,我認為社會是該用正面肯定的角度去對待受害者肯站出來面對的這件事。
但肯定受害者站出來面對,這件事從來不應簡單地等同於輕信單方面片面之詞,這是完完全全的兩件事。

好些人可能會說,大眾若持有這種理性批評,不輕信受害人,這對疑似受害人構成壓力,是一般被非禮/強姦者不願站出來的原因。
我get到的言下之意(如果冇get錯)好像就是說,你若不信疑似受害人所說的內容,就是在壓迫疑似受害人。
姑勿論是真非禮還是老作,女方較易受同情及信任,這是社會客觀現實。
但觀感上的同情情緒並不等於真相。
呂麗瑤選擇公開處理這件事,雖然沒有點名那名教練,但已令對方被辭退。(好似係)
若事件不明不白只是半透明地處理,其實大眾只是被借助社會壓力向校方施壓。
借助大眾的社會壓力本身無可厚非,但若件事不明不白地就發生,則這種訴諸同情而非真相的culture/做法對社會長遠有害無益。

很多人看待件事,可能是很簡化地either選擇了男方或女方立場。
件事內情其實至今仍然是外人大眾不大清楚,所以只能用推測角度去看,難以下定論,不用跟車太貼。
觀乎一般大眾那種「歸邊」,以及把「支持受害者站出來」以及「確信其所指內容」兩者的綑綁,在一片爭議之中對疑似非禮/被非禮方都是不公平的。

在這種處理不當﹑對雙方也有欠公允的情況下,我覺得社會大眾是應該再反省一下hashtag “metoo”的意義及社會大眾對待這些事的態度。
單單是一個hashtag “metoo”,加上一個人的片面之詞,是否就代表著真相與充分的證據??我看法是有點保留的。
陶傑那篇文,是有點抽水諷刺意味,寫出來引起嘩然。但他就社會輕信處理metoo hashtag的這個point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

感言:有心人

關於本民前, 我在他們組織成立之初已略有關注。
在初一事件之前一年的另一個初一晚上,那一晚我都有去默默支持他們,看著他們在小販擺檔後的凌晨兩三點左右清潔打掃。

一直以來,我自己作為普通的一個公眾,我覺得那些年輕人是有心人。
我看得出他們的那份心,所以我對他們都予以一定的支持。

我不認為他們做的都正確。
我支持的方式也不是事事都說他們是正確。
我仍有我自己的獨立思考,只是他們做的事我認同的我就以微不足道的方式去幫助,例如是小小的一個share盡量去把一些message傳開,或者幫他們買一兩串魚旦汽水。
如果他們做的事是我不認同的,我也會嘗試去理解他們的思路並去反思自己與他們想法的差異。
如果太大差異,我只是普通的公眾,我不從屬他們,我會直言批評,我也會去想有沒有其他做法比較好。

其實我也不是只支持本民前。
對於好些其他大大小小的組織,我也有著類似的心態,例如, 青年新政。
在很早期這兩個組織沒有什麼connection時我已覺得兩個組織掛著不同的定位但其實背後是同一理念一體兩面,有同一個high level理念但各有各自的兩路approach而已。
這兩個組織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在當下兩者都是處境很頹。

對其他人來說,他們看到的可能是他們發展以及走入低谷的高高低低;
對我來說,我看他們的,從當初直到今日沒什麼不同。
有些人說後悔支持過他們,別人後悔可能是因為現實功利主義。
我倒沒有後悔過。
我沒有後悔過是因為我看重的﹑expect的從不是那些事,我沒有打算過當什麼勝利球迷。
我沒有expect過他們是什麼英雄,我只expect他們是雨傘革命中我的同路人,而我到今日仍然看得到他們的本心,那已足夠。

對於他們的低潮,我會覺得可惜,但也只是可惜。
我開始關注他們的時候,不是他們組織發展得最好的時候;在他們低潮時,我也沒鄙視些什麼。(我其實認同/理解他們的某些做法,所以更加不會去落井下石些什麼。)
我支持他們,也不是因為他們成功了些什麼,而是因為我看到了他們選擇了些什麼﹑他們對行的路選擇了些什麼。
我未必參與過很多最前線最激烈的抗爭,有時我也有到現場但我只是站在很安全的地方。
老套地說一句,精神上我但願與他們與及其他的那些義士同行,不過我也知道這是很廉價的同行。

這個post,我沒有intension去說服其他人些什麼。
我只是說說這幾年間的一些感言。
別人不須質疑我些什麼立場,因為認識我的人都知我向來對這些想法感受沒有掩飾過些什麼。
認識我的人,對我有這些感言,都會認為是理所當然而沒有什麼覺得出奇。
老實說,會看到這麼長的廢文感言的人,往往都是關注政治,關注政治的往往都有很既定的立場,也應該有獨立思考,我這些感言也不太左右其他人的想法。

#普通香港人
#雨傘革命

人們相信法治,但誰來維護法治?

人們相信法治,但誰來維護法治?誰來以法治彰顯公義?
法治不是自有的存在,不會無故地align with公義的。
正正是人們一直太相信法治,太有信心到一個地步,沒有人能修正與maintain,由得它看似中立地慢慢隨政治格局下沉,才會有今日。

尤其是當社會定義了一套規則:所有法律都under中共任意釋法。
那法治只是淪為罪惡的proxy,以法治之名行惡。

法治本身不能為人們帶來公義。
是社會裡有權力的人們有公義之心,透過法治作為proxy去在社會中彰顯公義,這才是真正的法治與公義之間的因果關係。

若處境是追求公義的人並沒有社會上足夠的實質權力去修正法制問題,我不會叫其他香港人去相信法治吧。

從一開始我就說:

對於港共政權打茅波打壓泛民主派,
我立場上一定撐梁游兩位被暴力DQ的議員。
不單如此,我亦會撐其他四位可能被DQ的議員。

根本整件事上,宣誓本身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幌子。
真正進行中的是政權對泛民主派的趕盡殺絕。

唇亡齒寒啊,還割什麼蓆?!

政權DQ野蠻手段從來皆可行,不拿出來不等於不存在

DQ程度的野蠻手段一直都是可行的,最關鍵原因從來並不是宣誓的表面問題。
關於宣誓的一切,都只是欲加之罪之砌詞而已,從來並不足道。

最關鍵原因, 也是香港一直以來最大問題是:
政府﹑建制派可以予取予攜強姦,而沒有negative feedback,泛民無力回應。
而這種「無力回應處境」是發生是起碼好幾年的了…至少雨傘革命無功而回之後就已經如此。

這「因」早種下,feasibility一早存有,而只是留到2016/2017才lazy load出來。

其實就算我坐時光機在過去幾年不斷跟人說這些,勸人「當下抗爭手法的空間日子將盡,要諗定後路」又如何?
話,我要說的也早說過,但我沒有改變得到過世道。

一年前的話:拉布將盡,泛民主派得尋思後路

約一年前我講過,
泛民主派有好些大問題,

其一,是太多訴諸「鬼唔鬼」之類抹黑成份較多而沒有實質討論的言論,混淆了民眾的視聽,甚至變相變成了泛民主派自身的agenda主軸。

其二,是大部份泛民主派沒有認真思索及present過整個泛民主派光譜在當下處境的agenda﹑願景﹑出路。
進步泛民主派(社記人力眾志)往往訴諸拉布及否決權,傳統泛民純粹訴諸否決權。

但誠如我上一個post所說…我當時已認為拉布頂唔到好耐。(但其實until依個moment都仲有政黨係唔敢撐拉布…)
泛民主派不能如此單純老調重彈地走下去。

在立法會選舉前的預測: 泛民主派會失去關鍵小數的優勢

在立法會選舉前,我預測過這一屆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會失去關鍵小數的優勢。

我預測這結果的理據是:
– 雨傘革命之後中共必密謀反撲報復。
– 雨傘革命對中間派做成煩厭感,而怪罪泛民主派。(這一點似是沒有真的發生)
– 就算泛本土派選到,政府也會在當選結果出來後DQ。(當時我預計泛本土派(all-in-hk﹑熱普城)會有4﹑5席左右,而都會被DQ。)

而當時沒預計到的因素是:
– 雷動。

當其時,我已跟其他人說…
從這走向發展,議事規則會被修改,拉布不能再頂落去。
所以人們當時就該去思考…拉布將盡的未來處境。

現在看來,雖然結果不是完全如預期,但誤打誤撞,大方向估中了,發展脈絡也大致相近…

以「曹劌論戰」論泛民主派總辭

《曹劌論戰》中,曹劌問「何以戰?」。

打仗之前也許也要問問「何以戰?」
若沒有答案,則可能純粹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併死一戰showhand。
那如今是「戰」還是「不可為而為之」?

泛民主派光譜(廣泛地包晒泛民﹑左翼﹑本土﹑青城+熱)整體抗爭情勢能量都處於低潮。
「總辭」背後除了「不可為而為之」的道德原因以外就是社會中的民情backup。
但沒有民情是事實,我們在這次未打都已經輸了,要開打也只是純粹為原則而「不可為而為之」。

這步棋,進退兩難。
難就難在,問題不在於進或退,而是無論進退,誰去擔當,就是赴死。

雨傘革命之初

雨傘革命之初,我是很感動的。
我當時感動,不是因為我覺得這次會贏,而是因為作為覺醒了的人在社會裡吶喊已久,對於喚醒更多人抗爭,終於看到點希望。

但理性上,從雨傘革命一開始,我就知道沒有「何以戰?」的答案。
所以雨傘革命是注定會以失敗收場。
但我也一直投入到雨傘革命的抗爭之中,做我渺小地能做的事,因為我要貫徹自己的理念,知行合一。

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但那不代表我要回去裝睡。
我寧願繼續孤獨地清醒著吶喊掙扎。

對泛民主派總辭予以保留

我明d 人點解話泛民全體要總辭,
不過泛民主派光譜勢弱的今日,
總辭的效果只怕回響不大。

個人原則上我不反對這樣做,按泛民主派既有原則,其實也應總辭。
但這樣做需要估算一下操作&作用。

所以我個人是傾向對總辭決定予以保留。

當然,當年五區公投,我也未必完全認同,但到他們去實行時,我就心態是想想如何幫他們做好,同朋友講解理念幫手宣傳派 handbills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