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六四的一些感想

關於六四:

六四那時候,中國人敢於發表對社會的看法,有很多人參與遊行﹑罷工支持中國民主化
那時候的香港,150萬人遊行,民主歌聲獻中華
中國人的DNA沒有問題,香港人的DNA也並不冷漠
六四…充滿血淚的歷史,就這樣改變了整個中國的走向,改變了中國人與香港人的精神面貌
很可悲…歷史還是一直在延續
中國是黑暗的,香港是被動的,在腐化,在消磨人的良知
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不知道社會怎樣才會得救,無奈,當下只想到要好好記住心裡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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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六四的紀念方式:

六四這件事是應該記住﹑紀念的
每個人有自己的方式
沉默不沉默﹑發表意見不發表意見﹑去不去六四晚會﹑還是去中聯辦….這些都是每個人的選擇
我只希望每個人心裡都有著一份良知,並在生活中會盡量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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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六四晚會:

廿幾年,支聯會每年都攪這個晚會
我會去,是因為這是我的紀念方式,但不代表我認同這就足夠,不代表去一去六四晚會就對良心有所交代
不過,我是希望多些人去紀念六四這件事,所以我還是會呼籲別人去六四晚會,儘管在一些人/自己的角度這方式不是特別的好
我個人是很討厭民主黨的,不過暫且不把支聯會當成民主黨(雖然幾乎都是同一班人…)
如果支聯會班committee有良知,還會發奮,應想想廿幾年來的經驗及爭取到些什麼,除了六四晚會,除了姿態,他們還能做多一點嗎?(不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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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六四,對支聯會,對六四晚會這種紀念方式…
有糾結﹑矛盾﹑傷感的感覺

論中港哪方優先,談融合會否即溶(轉載《信報》練乙錚文章)

梁振英上台未及一年,香港內部、港中之間的三大政治關係悉數崩壞,敵我對抗成分急增,已經很難挽回;可以說,此乃包括梁氏在內的港中兩地當權激進派求仁得仁,超額達標了。

上面說的三大關係,分別指一、「執政聯盟」中的正統左派與本地主流資產階級;二、中共與本地民主黨派精英;三、大陸政權與香港人民之間的這三個關係;其共通點,在於其中一方都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合起來就是香港非左派的全部。這些關係,幾乎同一時間斷裂,表示北京自前過渡期以來的三十年統戰工作成果,一鋪清袋。現今還圍繞着黨及其本地核心代表旋轉的「正能量」,除了原來的那些核心支持者、幾個新加盟者,以及隨着梁上台而出場現身的「關愛」派、智囊之外,冷冷清清。至於早前挑起「律師信事件」、之後便大事情上少露面的梁特首本人,民調顯示,他「潛水」愈久,市民對他便愈滿意。這個七零八落的統戰敗局,恐怕不是北京新上台的最高領導人所樂見。

關係面龜裂,三大關係三道鴻溝,各有其標誌及遠因,下面略述。

正統左派抨擊主流商界

一、本地首席正統左派吳康民,日前著文抨擊代表本地主流商界的自由黨的兩位精神領袖,指控之嚴重,九七之後所未見,標誌着原有「執政聯盟」徹底分裂。大半年來,自由黨在政治上一直不與梁政權妥協,如今掃地出門,不再是當權派的一部分,對該黨來說,大概不是什麼意外;但是,被公開打成「英國人留下來的第二梯隊」,回復到1967時的「港英附庸」、「黃皮狗」身份,則恐怕是該黨乃至政圈裏頭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四十年「同路人」關係,到此為止。「上層建築」裏如此反轉豬肚,原因要到經濟基礎裏找。

回顧大歷史,英資於前過渡期陸續退出香港之後,與前英方關係千絲萬縷的本地華資全面上位,然而那不過是為期三十年的過渡現象。今天,大陸權貴資本集團已經成熟,其中一部分早已植根香港,實力足以攻佔本地主流資本集團的一線地位,野心勃勃;不少這部分大陸權貴,聯同長期以來在香港屈居二線的資本家,做好了取而代之的準備,在一線資本家敗選之後發難,而吳康民的文章是帶頭第一炮,打得又穩又準又有力。同一時間,一線資本家的政治代表「經民聯」應召上京,給主管港事的京官贈了一句:「支持梁政府就是支持中央」;這當然是那位京官客氣,反話正說,背後的意思卻很清楚:交出政經主導權。然而,鹿死誰手,大概還要看誰家真正後台硬。

至於梁氏後面的那些二線本地資本家,這些可視為香港資產階級當中的吳三桂,現在十分風光,但他們的實力本來就不足,絕對玩不過那批躊躇滿志準備接收香港經濟的八旗子弟。到頭來,其命運不會比吳三桂好。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陣破,謀臣亡。共產黨常對同路人說的「肝膽相照」是什麽意思,這批人看一看現實,再翻一翻歷史,當會明白;比理想的年代尚且那樣,爭利益的目下更不用說。

一般港人也上當

二、近日「佔領中環」運動思潮風起雲湧,泛民溫和翼與中共的對話走到盡頭,標誌着中共與香港民主黨派精英關係全面斷裂。素與中共死對頭的泛民激進翼從不寄望對話、談判,認為處弱勢者根本不可能靠之取得中共真正讓步,而如果談的是民主普選,那更無異與虎謀皮,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險;要取得進展,只能靠抗爭。事實證明,激進派看對了。溫和派精英花大量時間心力與北京線人磨嘴皮磨了好多年,結果一籌莫展。問題的原點,在於當年北京實力不足,與倫敦談判香港前途之時,不得不作權宜考慮而對英國、西方有所退讓,在《基本法》裏寫進民主、普選等概念。但是,這些概念是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核心價值背馳的,早晚要反口不認。

在中共心目中,「中英聯合聲明」既是己方處於非絕對強勢之下締結的權宜合約,本身就帶有「不平等條約」的色彩,今天中共擁雄厚經濟軍事實力,自然覺得不必繼續忍受權宜;誰要是還堅持爭取英方當年強勢加進《基本法》裏的民主、普選,誰就是英國人的第幾第幾梯隊。這既是大國崛起的邏輯,更是共產黨人價值思維裏的本義,泛民溫和翼疏忽了這點,於是錯判上當。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在於此翼中人,不少過去是國粹派,自念與中共還有一點交情,認為共產黨內總有理性一點的人,和這些人講道理,也許能夠爭得民主普選。理論上,這不一定錯,但是,中共一直擺出毫無妥協餘地的態度,溫和派最終明白到弱勢談判之無用,彼此的關係於是戛然而止。

不止泛民溫和翼上當,一般香港人也上當。九七之前,要是梁振英、譚慧珠之流,直言不諱「高度自治非自治」、「篩選也是民主」、「選委決定愛國標準」、「投白票就是對抗中央」、「五部曲」之外還須「二十三條」、國教洗腦絕對應該,等等,那麼,九七前夜,尚以為香港明天更好的市民,會有多少?

善有惡報令港人心死

三、四川雅安地震,震裂了大陸政權和香港人民之間本來就十分脆弱的互信,其標誌乃是「逼捐」和「抗捐」。香港人有義捐傳統,每周末,街上升斗市民都自動掏腰包買旗;賣旗義工端着的錢箱,是多年前為收取硬幣而設計的,早已過時,塞較大面額紙幣進去不方便,但依然願意停下來不厭其煩那樣做的,大有人在。汶川地震,港人捐獻規模爆燈,捐錢方法不一樣;超市響應善舉,顧客購物付款,同時可把善款轉賬到特設的賑災賬戶。對那樣的大小捐獻,港人從不過問善款去向,習以為常信得過。

可是,這幾年情況有變;微博興起後,大陸資訊流通比以前多,貪官發災難財,惡行醜聞開始遮不住,最近更爆出官方中國紅十字會與紅十字商會「炫富女」郭美美事件,之間的男女金錢貪腐關係,令港人側目。然而,大陸媒體報道救災,要用新華社指定的文章和照片,重點描繪領導人慷概激昂、解放軍奮不顧身,受災者反而變成配角,為的是多難興黨。

然而,香港人討厭這種政治抽水,對大陸官方這種救災做作有意見;雅安地震募捐,港人更首度表達不滿,表明在意善款是否用得其所。但是,大陸中央乃至地方的一些喉舌,不僅為貪官護短,還反咬一口,直指港人「抗捐」,等同反共反人民。筆者留意大陸政局數十年,絕少看到官媒對待港人如此氣燄囂張。善有惡報,港人很多心死。說老實,你堂堂大中國一個銀行副行長虧空與某政協到澳門賭錢洗錢,一倒就是三十八個億,為何還要斤斤計較小香港那區區公帑一個億?

台灣本土運動值得留意

北京統戰全線潰敗,港人「脫北」情緒瀰漫,本土意識抬頭,勢不可擋,連特區政府也不得不冒犯最痛恨「香港人」三個字的中聯辦,在出台的政策名稱上冠以「港」字:港人港地、港人港奶。當然,在本土眼中,這些梁版「港」策都是A貨,因為梁特首還在力促中港融合,實質上與日漸高漲的本土意識有很大矛盾。這個矛盾一旦挑起,具體處很可能都成為香港往後幾十年裏的政治閃點。如此,台灣本土運動的近期發展值得各方留意。

自台獨主張碰到不可逾越的政治困難之後,深綠號召的「改國號、立新憲」,已經沒有市場,連辜寬敏這位親日獨派大老,都改轅易轍,公開放話接受中華民國國體。因此,國、民兩黨之間先前的一個重要矛盾消失了,雙方的分歧,遂轉化為如何在中華民國憲政框架下對待兩岸關係、如何落實本土利益、台灣優先等實質問題上。論述這些問題的大前提,是如何理解、建構「台灣人」這個概念。過去,獨派自視為「本省人」,反對的,是國民黨「外來政權」以及支撐這個政權的「外省人」。不過,想深一層,講閩南話的「正港的台灣人」,在台灣也只不過四百多年歷史,嚴格來說也是中華帝國殖民者的後代;真正的正港台灣人,應該是那些非漢族的原住民。因此,幾乎在放棄爭取台灣獨立、正名的同時,綠營建構了一個既是開放的、也是本土的「台灣人」論述:「無論什麼時候來到台灣,只要認同台灣、認同台灣優先,就是台灣人」。這個政治定義,完全不提出生地、籍貫、語言、文化、階級以及意識形態的其他方面,包容很廣,藍營很難反對,客觀上對香港的本土運動也有啟發。

前不久香港發生的「光復上水」事件,夾雜着「反蝗」口號,本土得來,帶有強烈排他意識,對很多新移民而言,很不是味道,因為他們仍然多方面存有與大陸社會很深的自然關係。不僅如此,本土派人士當中,有些排斥華夏意識,有些抗拒「普世價值」、自由主義,有些不接受有兩本護照的香港人,更有些認為必須支持香港最終城邦化、觸及一國兩制底線也在所不惜,否則都是「假本土」。如此左切右割,無疑只能把自己削減為小之又小的少數派,不僅不能贏得比重愈來愈大的新移民為伍,連絕大部分「正港的香港人」也會與之絕緣。港獨沒有市場,本土運動卻很有潛力,但不當的排他觀念,會窒礙其成長。筆者估計,摸索一番之後,此運動中人終會明白,「本土」二字,除了要有清晰簡約的本位涵義之外,同樣重要的,就是能夠廣泛包容:「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認同香港、認同香港優先,就是香港人」。

改革開放以前,北京宣揚「全國一盤棋、香港是棋子」,背後雖是強硬的一黨專政觀念,但到底意識到香港這隻棋子很獨特,於是還有「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這一句。改革開放三十年,香港的相對獨特性逐步減少,北京於是透過歷屆特區政府聯同香港商界,繞過「一國兩制」這個不得已的權宜框架,竭力推動「中港融合」。但無論是過去當棋子,還是今天被融合,北京把香港人的利益都看成是次要的;本土論述內涵「香港優先」,顯然是對現有範式的一種顛覆。然而,拿捏得當,這個顛覆是良性的,對香港有益不在話下,對北京也是好的。要明白此點,得從「中港融合」談起。

ICAC遲早崩潰

筆者說過,「中港融合」這個提法非常錯誤,部分港人因貪圖小利渾然不覺,然其多方面的害處,逐漸明顯。舉例:經過十多年融合,最近,在全國政協名銜利誘、大陸官場風氣熏陶之下,ICAC這個香港品牌的最後一道防線告急。大家明白,ICAC是殖民時代產物,歸根到底靠人治,到今天都只向小圈子「夢熊有兆」挺出來的特首一個人負責,不受市民監督,底線其實很脆弱;上樑不正下樑歪,特首高官都忙着跑人大政協的龍套,力圖沾取「北方利益」而不嫌夾雜其中污臭,難怪姓湯的看得牙癢癢。然而,阻撓香港民主進程、至令ICAC不能受到更有效民主監督的,也正正是大陸的專制主義。長此下去,ICAC總有一天崩潰。論制度及一般人民質素,香港比大陸好,論體積比重,大陸比香港大得多,搞「急融」的話,香港「即溶」,好的東西都會消失,並不限於幾罐奶粉。

誠然,港中經濟有大量自然交接點,不能隨意分割,但就算在經濟層面,妄談「融合」也是不當,若再加上兩地官員為了邀功揠苗助長,就更危險;囫圇吞棗急促開放自由行引致「蝗蟲論」,對雙方都不利,就是一例。因此,經濟上提「港中協調」(港字行頭、香港優先)而不是「中港融合」,方是正道;「協調」的意思就是,有需要才合作,否則各搞各的,保持一種制度和心理距離。其他方面,如文化、教育、政治等,談「融合」更是大忌,對港人害多利少;國教融合出惡果,是最好註腳。處理與「一國」的非經濟關係之時,港官更要有所選擇,交流要有個限度,港民要不懈監督,時時處處把兩制分野記在心中。

概乎言之,發展港中關係,要能「戒急用忍」。這是前台灣總統李登輝針對當時台商加政客一窩蜂搞融合時的提法。香港面對大陸,和台灣的處境多有相似,如果不心存偏見因人廢言,觀融合之已見利弊,為保本土利益、香港優先,取李氏這四個字為訓,頗為恰當。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