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練乙錚 – 基督信仰與「佔中」何干?—簡介潘霍華

信報   2013年10月10日

幾個月以來,在香港的各類大型社群當中,自發討論「佔中」議題討論得最熱烈的,竟然是最主張與世俗政治脫離的基督信徒社群。這個現象,出乎筆者當初意料之外,現在回想,那並不僅僅因為「佔中三子」都是基督信徒而實有其更深刻的客觀理由。「佔中」發起人認為運動是正義的,但反對此運動的人卻認為它是邪惡的。一旦牽涉正義與邪惡,爭議就涉及道德問題,而且此事發展的結果,足以影響全香港;在如此重大道德問題上的討論,基督信徒豈能缺席?

按特區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看,香港的基督信徒佔總人口的比率不低;去年年中,七百一十五萬港人當中,基督信徒為數八十四萬,即佔了總人口的差不多百分之十二(此八十四萬基督信徒當中,三十六萬屬於羅馬公教,其餘四十八萬隸屬各派誓反教)。此百分之十二的港人在反覆討論「佔中」的過程裏,必會通過親朋關係、社交網絡等渠道,把信息的光和熱帶出自身圈子而廣及其餘百分之八十八當中的「沉默大多數」。我們甚至可以說,決定「佔中」能否成事及其最終出現的形態,基督信徒的參與率和這個社群的意見投入,都是關鍵。

基督信徒當中的「佔中」討論,有些是層級很高的學理交流,從神學、聖經學與宗教史學的角度切入議題;有些則是為一般信徒主辦的普及研討會。不過,無論是哪個層級的討論,正反意見交鋒,肯定會很熱烈。例如,下月4、5兩日,由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主辦的「和平佔中神學研討會」,主講者當中,就既有比較支持「佔中」的少壯派、崇基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也有傾向保守、主張與政權保持良好關係的神學界老前輩、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盧龍光。至於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屬下社會關懷小組計劃明年1月26日舉辦的面向信徒大眾的「信徒應否佔中論壇」,主講的就有觀點明顯對立的戴耀廷和梁美芬。

納粹時期的一位牧師

西方文化博大精深,兩千多年來尤以哲學和宗教論述最為豐富精妙;十六世紀以降,路德的宗教改革導致百家爭鳴,教義的論述和信仰的實踐更多姿多彩,「公民抗命」的出現,便可追溯及此。最先為文論述「公民抗命」並恭體力行的哲人梭羅,乃是十九世紀初葉興起於北美新英倫一帶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宗哲思潮的始創人之一。儘管超驗主義的宗教色彩相對比較淡薄,但據梭羅自己說,他的兩個信念根源,其一是《美國憲法》,另一就是《聖經》。然而,西方的經學著作浩如煙海,在香港今年出現的「佔中」思辨運動裏(目前僅僅是思辨層面的運動),本地基督信徒討論此事的幾個最重要參考點從何而來?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看今夏以來在本港各大基督教派的刊物或網站上面有關「佔中」的辯論文章,當可留意到經常出現的幾個名字╱名詞,並從中找到不同觀點的論述脈絡。要認真梳理此脈絡當不容易,但一個很好的切入口就是納粹德國時期的一位牧師、神學家Dietrich Bonhoeffer(潘霍華,1906-1945)。

要了解潘霍華對基督信仰的貢獻,須對納粹德國的宗教政策有一些認識。1933年1月,希特拉取得在德國的最高權力,馬上推行他的「一元化政策」(Gleichschaltung);他不僅是實行一黨專政,還致力把社會上的一切社群、團體和活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宗教於是首當其衝。先是希特拉委任了一個傀儡主教長,掌管一個在他安排之下由一些納粹狂熱分子牽頭組成的名為「德國福音教會」(Deutsche Evangelische Kirche)的組織,試圖把德國國內所有誓反教會納入其中,並剷除了所有猶太裔神職人員;之後,更斷絕了德國教徒與歐洲其他基督教派之間的聯繫(我們從中可以見到後來中共成立的「三自教會」的原型)。到了後來,希特拉更進一步試圖篡改《聖經》教義,把耶穌描繪為一個與猶太人對抗而最後因之犧牲的白種人。

可是,德國的基督信徒並沒有完全就範。1934年,反對納粹宗教政策的一些牧師、神學家,由Karl Barth、Martin Niemöller等人帶領,組成了「懺悔教會」(Bekennende Kirche,一些中譯為「認信教會」),拒絕承認國家對教會包括核心教義的領導權,並很快轉入地下活動。潘霍華也是這個教會的創建者之一。

參與推翻納粹政權

當初,懺悔教會只是反對納粹干預教會事務,但是,當納粹黨開始在社會上所有環節排斥、清除猶太人之後,懺悔教會對納粹的批判,便增加了一個道德層面;到後來,納粹開始屠殺猶太人,一些懺悔教會人士包括潘霍華,更提出要突破傳統教會須順從世俗政權的金科玉律(羅馬書15:1-7)。到了後來,潘霍華還做了一件神學界至今不解的事:他參與了納粹軍事情報部門裏頭的一個秘密的反納粹小組的行刺希特拉、推翻納粹政權的策劃工作。計劃後來失敗了,潘霍華參與此計劃的內情雖然沒有暴露,但他不幸因幫助猶太人逃離德國而被捕,關在Flossenbürg集中營,並在1945年美軍解放Flossenbürg之前兩個星期被納粹當局吊死。之前不久,他向一位英國的主教朋友傳遞了最後一個訊息:「這是終點,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潘霍華屬於路德會,而且是個徹底的非暴力主義神學家,連「正義戰爭」這個概念也無法接受,更反對教會和政權打交道、藉着政權的蔭庇發展信眾(即反對所謂的「君士坦丁主義」)。按當今西方最負盛名的神學家Stanley Hauerwas(侯活士,筆者將在另文介紹這位神學家的思想與「佔中」論述的關係)的說法,潘霍華為什麼參與行刺希特拉那回事,是神學界的一個謎。

普選是最後一道防線

怎樣解開這個謎,潘霍華生前的兩句話或者是契機:

一、面對納粹政權對待猶太人的那種殘酷,他認為教會的反抗可分作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要挑戰國家的不公義並要求政權負上道德責任;第二階段是要幫助國家政權之下的受害者,無論他們是不是教會的信眾;第三階段是「教會不僅要解救壓在政權巨輪下的受害者,更要委身於輪輻之下,以卑微的力量阻止那不義之輪的轉動」(即中國人說的「螳臂擋車」)。

二、1932年,潘霍華眼看納粹露出猙獰面目,在一次宣道時說:「殉道者的血可能要再一次流淌,但如果我們真有勇氣與忠誠去讓這血流淌,這血不會像我們的教會最早年的見證者的血那麼純潔明亮,而是會承載着深重的罪孽。」在他的最後著作Ethik裏,他如是說:「有一種情況,就是當任何法律也消失的時候,『需要』打破『誡命』……」(Es gibt vielmehr angesichts dieser Situation nur den völligen Verzicht auf jedes Gesetz, …dass hier Not das Gebot bricht…)(斜體字為筆者所加)必不得已,打破誡命,當然還是罪孽;但潘霍華認為,「成為邪惡比犯下罪孽更壞」。他說的「成為邪惡」,指的就是面對政權的不義作無限容忍【註】。

這就頗有點臨濟義玄的那句「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的味道。對基督信徒而言,非暴力、守世俗政權的法律,都是無條件的,但畢竟有一些條件底下,此誡須破,然後要承受罪之罰。這不是「公民抗命」那麼簡單,而是「信徒抗誡」了。香港人都知道1949年之後的幾十年裏,中共殺人如麻,不比納粹殺猶太人少;又過了幾十年,危機終於降臨香港。《基本法》裏承諾的普選是最後一道防線,然而這道防線堪虞。在這個情況底下,「公民抗命」是否必要?「誡命」須否打破?

這些都是很大很深奧的道理。提出、討論「佔中」的時候,本地基督信徒的心情是如何沉重,非基督信徒大概可以從此感覺一二。至於有人認為「佔中」是某些說三道四的外國人唆教的結果,筆者則認為那種打棍子的言論膚淺得不值一哂。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有關潘霍華的事跡,可參考Victoria Barnett寫的一系列關於他的文章,見http://www.ushmm.org/information/exhibitions/online-features/special-focus/dietrich-bonhoeffer

論中港哪方優先,談融合會否即溶(轉載《信報》練乙錚文章)

梁振英上台未及一年,香港內部、港中之間的三大政治關係悉數崩壞,敵我對抗成分急增,已經很難挽回;可以說,此乃包括梁氏在內的港中兩地當權激進派求仁得仁,超額達標了。

上面說的三大關係,分別指一、「執政聯盟」中的正統左派與本地主流資產階級;二、中共與本地民主黨派精英;三、大陸政權與香港人民之間的這三個關係;其共通點,在於其中一方都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合起來就是香港非左派的全部。這些關係,幾乎同一時間斷裂,表示北京自前過渡期以來的三十年統戰工作成果,一鋪清袋。現今還圍繞着黨及其本地核心代表旋轉的「正能量」,除了原來的那些核心支持者、幾個新加盟者,以及隨着梁上台而出場現身的「關愛」派、智囊之外,冷冷清清。至於早前挑起「律師信事件」、之後便大事情上少露面的梁特首本人,民調顯示,他「潛水」愈久,市民對他便愈滿意。這個七零八落的統戰敗局,恐怕不是北京新上台的最高領導人所樂見。

關係面龜裂,三大關係三道鴻溝,各有其標誌及遠因,下面略述。

正統左派抨擊主流商界

一、本地首席正統左派吳康民,日前著文抨擊代表本地主流商界的自由黨的兩位精神領袖,指控之嚴重,九七之後所未見,標誌着原有「執政聯盟」徹底分裂。大半年來,自由黨在政治上一直不與梁政權妥協,如今掃地出門,不再是當權派的一部分,對該黨來說,大概不是什麼意外;但是,被公開打成「英國人留下來的第二梯隊」,回復到1967時的「港英附庸」、「黃皮狗」身份,則恐怕是該黨乃至政圈裏頭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四十年「同路人」關係,到此為止。「上層建築」裏如此反轉豬肚,原因要到經濟基礎裏找。

回顧大歷史,英資於前過渡期陸續退出香港之後,與前英方關係千絲萬縷的本地華資全面上位,然而那不過是為期三十年的過渡現象。今天,大陸權貴資本集團已經成熟,其中一部分早已植根香港,實力足以攻佔本地主流資本集團的一線地位,野心勃勃;不少這部分大陸權貴,聯同長期以來在香港屈居二線的資本家,做好了取而代之的準備,在一線資本家敗選之後發難,而吳康民的文章是帶頭第一炮,打得又穩又準又有力。同一時間,一線資本家的政治代表「經民聯」應召上京,給主管港事的京官贈了一句:「支持梁政府就是支持中央」;這當然是那位京官客氣,反話正說,背後的意思卻很清楚:交出政經主導權。然而,鹿死誰手,大概還要看誰家真正後台硬。

至於梁氏後面的那些二線本地資本家,這些可視為香港資產階級當中的吳三桂,現在十分風光,但他們的實力本來就不足,絕對玩不過那批躊躇滿志準備接收香港經濟的八旗子弟。到頭來,其命運不會比吳三桂好。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陣破,謀臣亡。共產黨常對同路人說的「肝膽相照」是什麽意思,這批人看一看現實,再翻一翻歷史,當會明白;比理想的年代尚且那樣,爭利益的目下更不用說。

一般港人也上當

二、近日「佔領中環」運動思潮風起雲湧,泛民溫和翼與中共的對話走到盡頭,標誌着中共與香港民主黨派精英關係全面斷裂。素與中共死對頭的泛民激進翼從不寄望對話、談判,認為處弱勢者根本不可能靠之取得中共真正讓步,而如果談的是民主普選,那更無異與虎謀皮,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險;要取得進展,只能靠抗爭。事實證明,激進派看對了。溫和派精英花大量時間心力與北京線人磨嘴皮磨了好多年,結果一籌莫展。問題的原點,在於當年北京實力不足,與倫敦談判香港前途之時,不得不作權宜考慮而對英國、西方有所退讓,在《基本法》裏寫進民主、普選等概念。但是,這些概念是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核心價值背馳的,早晚要反口不認。

在中共心目中,「中英聯合聲明」既是己方處於非絕對強勢之下締結的權宜合約,本身就帶有「不平等條約」的色彩,今天中共擁雄厚經濟軍事實力,自然覺得不必繼續忍受權宜;誰要是還堅持爭取英方當年強勢加進《基本法》裏的民主、普選,誰就是英國人的第幾第幾梯隊。這既是大國崛起的邏輯,更是共產黨人價值思維裏的本義,泛民溫和翼疏忽了這點,於是錯判上當。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在於此翼中人,不少過去是國粹派,自念與中共還有一點交情,認為共產黨內總有理性一點的人,和這些人講道理,也許能夠爭得民主普選。理論上,這不一定錯,但是,中共一直擺出毫無妥協餘地的態度,溫和派最終明白到弱勢談判之無用,彼此的關係於是戛然而止。

不止泛民溫和翼上當,一般香港人也上當。九七之前,要是梁振英、譚慧珠之流,直言不諱「高度自治非自治」、「篩選也是民主」、「選委決定愛國標準」、「投白票就是對抗中央」、「五部曲」之外還須「二十三條」、國教洗腦絕對應該,等等,那麼,九七前夜,尚以為香港明天更好的市民,會有多少?

善有惡報令港人心死

三、四川雅安地震,震裂了大陸政權和香港人民之間本來就十分脆弱的互信,其標誌乃是「逼捐」和「抗捐」。香港人有義捐傳統,每周末,街上升斗市民都自動掏腰包買旗;賣旗義工端着的錢箱,是多年前為收取硬幣而設計的,早已過時,塞較大面額紙幣進去不方便,但依然願意停下來不厭其煩那樣做的,大有人在。汶川地震,港人捐獻規模爆燈,捐錢方法不一樣;超市響應善舉,顧客購物付款,同時可把善款轉賬到特設的賑災賬戶。對那樣的大小捐獻,港人從不過問善款去向,習以為常信得過。

可是,這幾年情況有變;微博興起後,大陸資訊流通比以前多,貪官發災難財,惡行醜聞開始遮不住,最近更爆出官方中國紅十字會與紅十字商會「炫富女」郭美美事件,之間的男女金錢貪腐關係,令港人側目。然而,大陸媒體報道救災,要用新華社指定的文章和照片,重點描繪領導人慷概激昂、解放軍奮不顧身,受災者反而變成配角,為的是多難興黨。

然而,香港人討厭這種政治抽水,對大陸官方這種救災做作有意見;雅安地震募捐,港人更首度表達不滿,表明在意善款是否用得其所。但是,大陸中央乃至地方的一些喉舌,不僅為貪官護短,還反咬一口,直指港人「抗捐」,等同反共反人民。筆者留意大陸政局數十年,絕少看到官媒對待港人如此氣燄囂張。善有惡報,港人很多心死。說老實,你堂堂大中國一個銀行副行長虧空與某政協到澳門賭錢洗錢,一倒就是三十八個億,為何還要斤斤計較小香港那區區公帑一個億?

台灣本土運動值得留意

北京統戰全線潰敗,港人「脫北」情緒瀰漫,本土意識抬頭,勢不可擋,連特區政府也不得不冒犯最痛恨「香港人」三個字的中聯辦,在出台的政策名稱上冠以「港」字:港人港地、港人港奶。當然,在本土眼中,這些梁版「港」策都是A貨,因為梁特首還在力促中港融合,實質上與日漸高漲的本土意識有很大矛盾。這個矛盾一旦挑起,具體處很可能都成為香港往後幾十年裏的政治閃點。如此,台灣本土運動的近期發展值得各方留意。

自台獨主張碰到不可逾越的政治困難之後,深綠號召的「改國號、立新憲」,已經沒有市場,連辜寬敏這位親日獨派大老,都改轅易轍,公開放話接受中華民國國體。因此,國、民兩黨之間先前的一個重要矛盾消失了,雙方的分歧,遂轉化為如何在中華民國憲政框架下對待兩岸關係、如何落實本土利益、台灣優先等實質問題上。論述這些問題的大前提,是如何理解、建構「台灣人」這個概念。過去,獨派自視為「本省人」,反對的,是國民黨「外來政權」以及支撐這個政權的「外省人」。不過,想深一層,講閩南話的「正港的台灣人」,在台灣也只不過四百多年歷史,嚴格來說也是中華帝國殖民者的後代;真正的正港台灣人,應該是那些非漢族的原住民。因此,幾乎在放棄爭取台灣獨立、正名的同時,綠營建構了一個既是開放的、也是本土的「台灣人」論述:「無論什麼時候來到台灣,只要認同台灣、認同台灣優先,就是台灣人」。這個政治定義,完全不提出生地、籍貫、語言、文化、階級以及意識形態的其他方面,包容很廣,藍營很難反對,客觀上對香港的本土運動也有啟發。

前不久香港發生的「光復上水」事件,夾雜着「反蝗」口號,本土得來,帶有強烈排他意識,對很多新移民而言,很不是味道,因為他們仍然多方面存有與大陸社會很深的自然關係。不僅如此,本土派人士當中,有些排斥華夏意識,有些抗拒「普世價值」、自由主義,有些不接受有兩本護照的香港人,更有些認為必須支持香港最終城邦化、觸及一國兩制底線也在所不惜,否則都是「假本土」。如此左切右割,無疑只能把自己削減為小之又小的少數派,不僅不能贏得比重愈來愈大的新移民為伍,連絕大部分「正港的香港人」也會與之絕緣。港獨沒有市場,本土運動卻很有潛力,但不當的排他觀念,會窒礙其成長。筆者估計,摸索一番之後,此運動中人終會明白,「本土」二字,除了要有清晰簡約的本位涵義之外,同樣重要的,就是能夠廣泛包容:「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認同香港、認同香港優先,就是香港人」。

改革開放以前,北京宣揚「全國一盤棋、香港是棋子」,背後雖是強硬的一黨專政觀念,但到底意識到香港這隻棋子很獨特,於是還有「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這一句。改革開放三十年,香港的相對獨特性逐步減少,北京於是透過歷屆特區政府聯同香港商界,繞過「一國兩制」這個不得已的權宜框架,竭力推動「中港融合」。但無論是過去當棋子,還是今天被融合,北京把香港人的利益都看成是次要的;本土論述內涵「香港優先」,顯然是對現有範式的一種顛覆。然而,拿捏得當,這個顛覆是良性的,對香港有益不在話下,對北京也是好的。要明白此點,得從「中港融合」談起。

ICAC遲早崩潰

筆者說過,「中港融合」這個提法非常錯誤,部分港人因貪圖小利渾然不覺,然其多方面的害處,逐漸明顯。舉例:經過十多年融合,最近,在全國政協名銜利誘、大陸官場風氣熏陶之下,ICAC這個香港品牌的最後一道防線告急。大家明白,ICAC是殖民時代產物,歸根到底靠人治,到今天都只向小圈子「夢熊有兆」挺出來的特首一個人負責,不受市民監督,底線其實很脆弱;上樑不正下樑歪,特首高官都忙着跑人大政協的龍套,力圖沾取「北方利益」而不嫌夾雜其中污臭,難怪姓湯的看得牙癢癢。然而,阻撓香港民主進程、至令ICAC不能受到更有效民主監督的,也正正是大陸的專制主義。長此下去,ICAC總有一天崩潰。論制度及一般人民質素,香港比大陸好,論體積比重,大陸比香港大得多,搞「急融」的話,香港「即溶」,好的東西都會消失,並不限於幾罐奶粉。

誠然,港中經濟有大量自然交接點,不能隨意分割,但就算在經濟層面,妄談「融合」也是不當,若再加上兩地官員為了邀功揠苗助長,就更危險;囫圇吞棗急促開放自由行引致「蝗蟲論」,對雙方都不利,就是一例。因此,經濟上提「港中協調」(港字行頭、香港優先)而不是「中港融合」,方是正道;「協調」的意思就是,有需要才合作,否則各搞各的,保持一種制度和心理距離。其他方面,如文化、教育、政治等,談「融合」更是大忌,對港人害多利少;國教融合出惡果,是最好註腳。處理與「一國」的非經濟關係之時,港官更要有所選擇,交流要有個限度,港民要不懈監督,時時處處把兩制分野記在心中。

概乎言之,發展港中關係,要能「戒急用忍」。這是前台灣總統李登輝針對當時台商加政客一窩蜂搞融合時的提法。香港面對大陸,和台灣的處境多有相似,如果不心存偏見因人廢言,觀融合之已見利弊,為保本土利益、香港優先,取李氏這四個字為訓,頗為恰當。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