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會選舉前的預測: 泛民主派會失去關鍵小數的優勢

在立法會選舉前,我預測過這一屆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會失去關鍵小數的優勢。 我預測這結果的理據是: – 雨傘革命之後中共必密謀反撲報復。 – 雨傘革命對中間派做成煩厭感,而怪罪泛民主派。(這一點似是沒有真的發生) – 就算泛本土派選到,政府也會在當選結果出來後DQ。(當時我預計泛本土派(all-in-hk﹑熱普城)會有4﹑5席左右,而都會被DQ。) 而當時沒預計到的因素是: – 雷動。 當其時,我已跟其他人說… 從這走向發展,議事規則會被修改,拉布不能再頂落去。 所以人們當時就該去思考…拉布將盡的未來處境。 現在看來,雖然結果不是完全如預期,但誤打誤撞,大方向估中了,發展脈絡也大致相近…

以「曹劌論戰」論泛民主派總辭

《曹劌論戰》中,曹劌問「何以戰?」。 打仗之前也許也要問問「何以戰?」 若沒有答案,則可能純粹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併死一戰showhand。 那如今是「戰」還是「不可為而為之」? 泛民主派光譜(廣泛地包晒泛民﹑左翼﹑本土﹑青城+熱)整體抗爭情勢能量都處於低潮。 「總辭」背後除了「不可為而為之」的道德原因以外就是社會中的民情backup。 但沒有民情是事實,我們在這次未打都已經輸了,要開打也只是純粹為原則而「不可為而為之」。 這步棋,進退兩難。 難就難在,問題不在於進或退,而是無論進退,誰去擔當,就是赴死。

雨傘革命之初

雨傘革命之初,我是很感動的。 我當時感動,不是因為我覺得這次會贏,而是因為作為覺醒了的人在社會裡吶喊已久,對於喚醒更多人抗爭,終於看到點希望。 但理性上,從雨傘革命一開始,我就知道沒有「何以戰?」的答案。 所以雨傘革命是注定會以失敗收場。 但我也一直投入到雨傘革命的抗爭之中,做我渺小地能做的事,因為我要貫徹自己的理念,知行合一。 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但那不代表我要回去裝睡。 我寧願繼續孤獨地清醒著吶喊掙扎。

對泛民主派總辭予以保留

我明d 人點解話泛民全體要總辭, 不過泛民主派光譜勢弱的今日, 總辭的效果只怕回響不大。 個人原則上我不反對這樣做,按泛民主派既有原則,其實也應總辭。 但這樣做需要估算一下操作&作用。 所以我個人是傾向對總辭決定予以保留。 當然,當年五區公投,我也未必完全認同,但到他們去實行時,我就心態是想想如何幫他們做好,同朋友講解理念幫手宣傳派 handbills etc。

DQ問題在於程序公義而非政治品味

早年黃毓民同長毛曾有先例,在立法會議員宣誓中更改/增刪誓詞,而最終仍通過宣誓程序。 這是往例,亦是對宣誓的合理期望。 至於事後才釋的法,那是完全地改變這合理期望﹑遊戲規則。 真正問題從來都在政權用這種野蠻手段,濫用制度去暴力DQ。 人們又怎能倒果為因,不理時序,不理合理期望,事後反過來責怪按合理期望而被DQ的議員? 難道, 假如今天人大釋法說六四去維園或七一去遊行的都被DQ,然後人們又要說去維園或去遊行的議員被DQ是抵死? 及後人們將聚焦點放在政治品味問題的角度。 但其實核心問題並不在於政治品味,而是程序公義。 為何要等到後來4位議員被DQ,才反過來說「不, 不, 問題不在於政治品味, 而在於程序公義」? 從一開始,問題就是政權的制度暴力﹑程序公義的問題。

唇亡齒寒

人們儘管blame the victims, 但唇亡齒寒, 政權清算下個就到你。 當日無法/沒有去守住兩位民選議員被暴力DQ, 甚至割席(泛民永遠只會提四位乜乜乜….)。 今日,其實也同樣地守不住另外四位民選議員被暴力DQ。 雨傘革命後,中港共政權銳意要打壓的,是擺脫中共的意識形態。 港獨﹑自決﹑甚至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權分立﹑中英聯合聲明….這些等等不合中共絕對權力的意識形態,通通都是打壓對像。 所以即管你不說港獨,你不說支那,你不說自決,但你高舉那些意識形態,政權清算遲早算到你頭上。 當日我看見社會中人還是out focus於「你是不是港獨」的問題,及不斷澄清劃界「我唔係港獨,blame佢地啦唔好blame我」… 當其時我也寫過很多status/文去告訴人們大局為重,唇亡齒寒,對準政權……但我知寫幾多都冇用,我都照講。 這是我從一開始就看到的事…但又可以點?

數據分析有可能做成社會不公平

黑人在某些外國社會裡本身可能是較受到歧視的族群。 而既有的社會資源分配方法對於黑人本身就可能是較不公平。 AI﹑大數據分析等,在利用既有數據driven來智能化﹑自動化﹑科技化的同時,也可能因著data而learn了那些本來不公平的社會資源分配法則,繼續做成歧視及不公。 這個論點其實都不是我原創,以前聽人說過。 是否真的會如此,我覺得都並不一定,因為不是所有數據driven的分析最後都會得出那種結果吧。 但始終整個argument仍是言之成理。 在社會科學﹑政策研究﹑科技三者的研究結合時potentially也可能要考量這些。 其實加入人為解讀及調整去平衡,也許就能抵消那些問題。

黑人族群的貧窮問題

純粹假設而言,如果統計模型上某社區的黑人犯罪率特別高,那針對統計模型而作出一些措施,也有可能是情有可原。 我的意思,完全不是歧視血統種族優劣什麼的。 其實有些社會裡,黑人被歧視是既有的事實(不代表是合理)。 因為黑人被歧視,所以黑人的族群就得到較少機會﹑資源,繼而結構性地做成黑人族群的貧窮。 我手頭沒有實質數據,但我純粹估計的話,黑人在美國或美國部份地區可能是相對貧窮的族群。 當然,黑人之中也有富足的人,但我指的是整體的統計model。 而黑人族群的貧窮,可能做成黑人族群的隔代貧窮的惡性循環。 而隨貧窮而來,就可能衍生犯罪率等問題。 如果簡化問題,很多人就可能會得出黑人就是犯罪率的因果關係。 如上面的推論,我是相信當中或許有Correlation關係,但並不是因果關係。 有些針對黑人族群的「成見」,有些時候可能是大概是對的,但不一定是因為血統,而是可能因為社會出於歧視而做成資源分配不公所結構性引起的結果。

年年重覆一次的六四再討論

關於六四的討論, 把上年的討論拿到一年後的今天, 或把今年的拿到明年, 也許你會發覺近幾年討論內容差不多。 其一原因是六四主流context在開始有人提倡轉化的幾年前後也沒有轉化過。主流意見如司徒華曰: 不需要改變。幾年的討論也就一再在同一static constant content上不斷重新retry connection, 每年都重覆一次。 香港的處境每況越下是不證自明的。 客觀事實是, 環境處境一直在變, 而六四context不變。 context不變, 可以是一種穩定處境的應對方式, 反之的隨context而變, 則是另一種處世應對方式。 我是認同要跟context變, 從而去支援處境中的苦撐抗爭, 而論點我在很多文章也提過在此從略。 而認同六四context不變的, 卻往往從大中華主義同胞中國人角度去演繹吧。 我倒希望, 那些認同”不變”的, 也多多嘗試從連結香港當下處境的角度落墨探索。 堅係do not go gentle […]

確立香港人的本土六四

六四當年,是香港人有參與其中,這件事本身就有香港人立足的context。(我是四﹑五年前已經如此說…) 是以,以本土角度,甚至港獨角度,也可以用香港人身份context去面對六四這件事。 六四的context是否需要大中華主義與愛國?我覺得不是必然需要的。 六四事件本身是發生於大中華主義時期底下。 香港人其時的心理狀態,是有一半的中國人心態,亦有一半為自身香港人前途擔憂心態,很複雜糾結。 那些心理狀態其實只是一個背景,不需要照單全收。 我們可以extract香港人面對前途問題的心態那部份,作為六四的本土context。 又或者不如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假如今天是已經香港獨立或歸英或whatever香港人自由自主處境,那香港人是否還能去紀念六四? 切割了中國人身份認同,以香港人身份認同,仍能去紀念六四,你先想像一下這種心理處境。 然後你再平心靜氣想想,我們香港人在這心理處境,是以什麼心態去紀念六四? 確立香港人身份認同,亦確立了六四的本土context,其實去記念六四什麼什麼的,也沒有問題。 只是支聯會什麼的出於其本質就一定要你硬食大中華主義,那就沒法子。 所以要本土context去切入六四,而如果你的本土是切割中國人身份﹑確立香港人身份認同; 那你其實不可能在支聯會的框架下去做到; 你就要另開新路去做。 我是支持開新路的思維的,窮則要變,不能不思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