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藍

中學時就很喜歡《深藍》這首歌。 人越大,開始慢慢的更肯定自我,就更喜歡這首歌。 (每個毒男都總會找到好些歌,是很有「自己」的感覺的。) 我從都不是多言的人,因為我不太懂得說話。 尤其是從前的我,只懂徑自往心內奔馳。 我是一個刻板的人,但我不是一個空白的人。 沉默會把人的色彩掩蓋。 深深的藍海裡,裡面是一個簡單﹑美好的世界。 我以為自己是個很灰的人。 我太怕外面的世界,太沉重。我被現實世界的現實的失望所感染,變得很灰。 我是一條魚。 以前,海在我心中。 現在,海在我心中,亦在我眼前。 也許一天我變做魚; 不再活在自己的心海內; 而是或許或許是活在其他人的心海內,把心釋放。 ---------------- 你壯闊廣博 但你永遠沉默把光彩都掩蓋 寧靜似最冷最深奧藍綠的海 而我不懂去說謊 無力對抗 墮進你思海 人放鬆的躺 浮泊於這深深的藍光 隨同著你暗浪 帶我到陸地哪方 (連同著我美夢 帶到最寂靜那方) 全意尋覓希望 無重浮蕩中彼此滲入感覺 也許一天我變做魚 睡在你內 把心釋放 […]

用了七年的膠扇

在year1的時候,傾莊(最後冇上)拿了兩把中大社服的膠扇。 那兩把扇陪伴了我很多的日子,後來一把在借給朋友用時撥爛了sosad 在日常上學的日子, 炎夏的街上, 與我走過幾次71遊行, 與我走過半個地球,好幾個國家。 這種扇天生不耐用。 但其實只要用的時候不要太暴力,而且撥的時候按住柄的位置(最易爛的位置),按住令它沒那麼「食力」; 現在已過了7年,這把扇還安好。 它要找到一個懂愛惜它的人才能好好的過日子。 其實這種扇,不能用死力去撥。 這種扇不是那種很大風力很猛烈的扇,而是撥輕柔的風的扇,要用陰力去撥出來。 在大熱天時,或許那不能令人真的很涼快,但我還是很珍重它,像一個老朋友。 其實有時,一個人掘強也好,硬朗也好,脆弱也好…都只是個性。 有時你以為自己很不好嗎? 是的,有時我也覺得自己很沉靜,很不懂說話,很不擅於計算,但我覺得這是我的個性。 雖然我沉靜,但我可以做一個不錯的聆聽者,聽聽別人的感受。 雖然我為人不擅計算,但正正因為我不計算,別人可以放心跟我真誠地相處。 (所以我是很有成為「好人」的恩賜~LOL) 或許你覺得自己不好,但其實你都是好的,這世界總會有很多很多懂得愛惜你的人。 「做翻踢波果個你,果個先至係真正既你。做翻果個你,你會比較開心。」

生活。感覺

每天也有難關面對。 有時我想,若在街轉角,遇上順景的事,是否是一種天意? 若在街轉角,遇上逆景的事,是否也是一種天意? 如果我信因果的話,那麼其實很多事是自己早種下的前因,我得自己承受。 唯有調節一下,樂觀一點,平常心,面對日常生活的小問題。 眼前書櫃中有一本買了很久也未去看的書,書名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我沒看過,但單是書名,對我來說也有很大反思。 碰巧我今天看一本書(《異類僑居者》)看到一句:「我們無法為堅忍下定義,惟有當堅忍在生命顯露出來時,我們才能看見它」。 兩者如同在說同一回事。 生命需要承受,需要一些重擔。在重擔當中體現﹑顯露出人性的美好。 人有職份,有崗位,有家庭,有婚姻,有對社會的看法,有對世界的看法。 人選擇順從一種價值觀,去做一些事,如同背負一些重擔上路,必定有得有失,是一種committment。 生命若重擔太多,則承受不起。 但反過來若沒有重擔,則沒有意義,如同白紙。 人生沒有一條路是平坦﹑沒有重擔的。 要活得好,得選擇該背上什麼樣的重擔,不斷了解重擔,坦然面對自己選擇的路,承擔著一直走下去。

一路走來…

一路走來,如果說我心底裡的核心價值。 那一定不是錢,而是自由﹑公義﹑憐憫。     2010年頭,反高鐵。 我偶然看到中大mass mail參與反高鐵的item(好日也不會click來看,總覺冥冥中自有主宰/因果),然後就開始了解﹑上街。 反高鐵,我所尋求的是程序公義 —— 一種沉默大多數看不到的事。 15/1及16/1,那一晚我沒有回家。 我在中環一間麥當勞,買了一個餐,坐著,過了一夜。 最後看著高鐵議案通過了,修訂議題全否決了。 由那時開始我就開了眼,眼界不再流於個人層面,開始去看看社會層面的事。     然後大概就是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當中的理念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東西,在實行上有很多困難,在傳達上遇上很多阻力。 很多政治紛爭也始於那時。 我是真的關心香港,想為香港好,但現實比人強。 回頭再望,其實即使沒有五區公投,香港也是會趨向今日的局面。 難過,當然難過。心灰意冷,當然心灰意冷。 就像那個晚上,大多數人都在熟睡,我卻坐著過了一夜。 我在等待黎明。     當中還有一兩次的71遊行後留守政總。(忘了哪年了…) 這些事只有一些真的很留意及記念香港社會事件的人才會記起的吧。 我參與過最激烈的那次,其實也不算太激進,就只是很多人繞手圍在舊政府總部的大樹下訓低,然後被警察清場抬走。 那時的我,算激進嗎?家人會這樣認為,朋友會這樣認為。 […]

意識流,無題,隨言

昨天其實想起一個一段日子沒有contact的朋友。 生活,總是不斷的思想衝擊。 有時生活中一剎那的感覺,會教人反彈出很多東西,而有些是一些突然記起的事。 那是一個很有智慧的朋友。 與我有點相似,卻又不全然相似。 大家也是想很多東西的人。 但我是一個比較過份善良的人,而他則成熟練達世故得多。 在我很年輕的成長背景中,我一向也是張白紙似的獨路人。 我在年輕時,常覺得自己不太懂表達內心想法,別人不了解我的想法。 無論是面對家人,還是朋友,也有那種莫名的孤單感﹑疏離感。 所以我就慣了自己思考。 但其實這也是一種溫室的環境,獨路人是不會受傷的。 當一張白紙遇上世故,是能做成很多思想衝擊的。 那年,是進大學那年。 或許,我說不上,或許我真的因此而有些butterfly effect的。 (至少我也因為反思一些人生問題,而自此偶爾把雪櫃裡的食物拿出來不叮就去食。 別人會笑我很傻,我也明白我是一個傻傻的人。) ---------------- (由這裡開始比較1999難以理解,未必有什麼意思,就是意識流而已,所以可以skip及不用深思太多。) 人生就像一個盤旋向上的東西。 人生的方向往往像劃一個圓,思想心態不斷的遊走,最後卻發覺劃了一個圓回到起點。 但即使是回到起點,卻已不是再在同一層次上的了。 然後又不斷的周圓復始。 這就像是不斷的盤旋向上。 (其實講出黎真係未必有人明…INFJ的高度複雜的世界往往只有同樣是INFJ的人才會明白sosad。) 現在,只是走了一兩個圈。 想想近來心裡有些什麼keywords/心理題示? 「反樸歸真」 「重劍無鋒,大巧不工」 […]

毒撚最忌有自信

作為一個沒自信的毒撚,我最大的缺點,就是常常會沒有自信,然後就想想自己是否有錯。 繼而覺得要閉上嘴,虛心的聆聽及反思,所以這亦是一個優點吧。 我常常是我手打(寫)我心,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伴隨著的是我常常會有種定期的反省警覺性。 究竟近來我是否說得太多?究竟我做的事是否會鋒芒太露?(鋒芒太露不等於好) 或許想法當中有些內容是思想不一致的。 由於我的programer個性,所以思想不一致對我來說就像是compilation error一樣,是會令我很不舒服並想去想辦法想通的。 不過也多得這習慣,我也發覺自己思想是趨向圓潤﹑相通﹑互相印證的。 如果我打籃球與寫program與做人是沒有一致的「道」,那麼我覺得我是完全不了解自己的。 除此之外,有時隨心之言,可能會講得比較霸道,而未必有想及他人感受。 也會問問自己會否有時是只看到他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樑呢? 其實現在已比以前好,現在說話已經比更年輕的時候厚道了吧。 而且現在的「隨心而發」也盡量不即時地寫,而等一些時間讓自己靜靜的想多一點才去「隨心而發」。 以前(中學吧)這種習慣沒那麼強烈,因為年少是真的輕狂的,那時的我也比較自我中心。 上到大學後,環境轉變,人是真的會成長的。那時候,我是比較小心自己網上說的東西的。 現在出來工作了好幾年了,沒有一直怕,倒是更樂於在不同適當的場合表達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要有誰共鳴,沒敢期望也不計較失望。

利申左與右的個人立場

我是偏右的(我估我係掛),但我都認同,其實好多問題其實都係政府責任最大。 左派認為不太大深度廣度影響的「自由行﹑床位﹑學位etc」,我覺得是對香港人生活有很大影響的,不能說不太大深度廣度就帶過。 我不歧視大陸人與新移民的,但我不喜歡周街柯﹑推車仔周圍衝的行為。(我不是指所有大陸人也如此) 我也不喜歡香港變成大商場,不喜歡同街珠寶店﹑名店,而這些是因為自由行而來的。 人口政策失敗問題,我認為大陸人與新移民的確是很大根源。 至於矛頭(責任),我也認同是應指向政府。 所以我個人會做的,也就是屌政府而已。 日常生活個人層面,我從不因國藉血統而歧視任何人。 但從社會層面,我覺得是應該來源管制,減少來香港的內地人(單程證)及自由行。 有一點個人對右派的推測,我覺得是值得商榷但我也不敢肯定的。 右派如陳雲者,其論述﹑主義中有些內容是針對大陸人與新移民而比較激進或搧動性的,可能是一種手段 —— 一種藉激化而向政府施壓的手段。 假設此描述屬實,我也不願多從道德層面上去多加斥責或辯護,我會選擇避而不談。(其實我不應該如此誠實說出來的sosad) 如果這是火鳳,那麼我那種價值觀大概是張飛那種,有點黑暗兵法意味,但心底裡還是無忘撐公義的初衷的。不過我的價值觀是「大義相對小義」中的大義。 老實說,我也討厭政治,其實亂世紛紛,我也不想太有個人立場,我是prefer靜靜聽聽不同人意見的。

[轉貼] 練乙錚 – 基督信仰與「佔中」何干?—簡介潘霍華

信報   2013年10月10日 幾個月以來,在香港的各類大型社群當中,自發討論「佔中」議題討論得最熱烈的,竟然是最主張與世俗政治脫離的基督信徒社群。這個現象,出乎筆者當初意料之外,現在回想,那並不僅僅因為「佔中三子」都是基督信徒而實有其更深刻的客觀理由。「佔中」發起人認為運動是正義的,但反對此運動的人卻認為它是邪惡的。一旦牽涉正義與邪惡,爭議就涉及道德問題,而且此事發展的結果,足以影響全香港;在如此重大道德問題上的討論,基督信徒豈能缺席? 按特區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看,香港的基督信徒佔總人口的比率不低;去年年中,七百一十五萬港人當中,基督信徒為數八十四萬,即佔了總人口的差不多百分之十二(此八十四萬基督信徒當中,三十六萬屬於羅馬公教,其餘四十八萬隸屬各派誓反教)。此百分之十二的港人在反覆討論「佔中」的過程裏,必會通過親朋關係、社交網絡等渠道,把信息的光和熱帶出自身圈子而廣及其餘百分之八十八當中的「沉默大多數」。我們甚至可以說,決定「佔中」能否成事及其最終出現的形態,基督信徒的參與率和這個社群的意見投入,都是關鍵。 基督信徒當中的「佔中」討論,有些是層級很高的學理交流,從神學、聖經學與宗教史學的角度切入議題;有些則是為一般信徒主辦的普及研討會。不過,無論是哪個層級的討論,正反意見交鋒,肯定會很熱烈。例如,下月4、5兩日,由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主辦的「和平佔中神學研討會」,主講者當中,就既有比較支持「佔中」的少壯派、崇基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也有傾向保守、主張與政權保持良好關係的神學界老前輩、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盧龍光。至於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屬下社會關懷小組計劃明年1月26日舉辦的面向信徒大眾的「信徒應否佔中論壇」,主講的就有觀點明顯對立的戴耀廷和梁美芬。 納粹時期的一位牧師 西方文化博大精深,兩千多年來尤以哲學和宗教論述最為豐富精妙;十六世紀以降,路德的宗教改革導致百家爭鳴,教義的論述和信仰的實踐更多姿多彩,「公民抗命」的出現,便可追溯及此。最先為文論述「公民抗命」並恭體力行的哲人梭羅,乃是十九世紀初葉興起於北美新英倫一帶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宗哲思潮的始創人之一。儘管超驗主義的宗教色彩相對比較淡薄,但據梭羅自己說,他的兩個信念根源,其一是《美國憲法》,另一就是《聖經》。然而,西方的經學著作浩如煙海,在香港今年出現的「佔中」思辨運動裏(目前僅僅是思辨層面的運動),本地基督信徒討論此事的幾個最重要參考點從何而來?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看今夏以來在本港各大基督教派的刊物或網站上面有關「佔中」的辯論文章,當可留意到經常出現的幾個名字╱名詞,並從中找到不同觀點的論述脈絡。要認真梳理此脈絡當不容易,但一個很好的切入口就是納粹德國時期的一位牧師、神學家Dietrich Bonhoeffer(潘霍華,1906-1945)。 要了解潘霍華對基督信仰的貢獻,須對納粹德國的宗教政策有一些認識。1933年1月,希特拉取得在德國的最高權力,馬上推行他的「一元化政策」(Gleichschaltung);他不僅是實行一黨專政,還致力把社會上的一切社群、團體和活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宗教於是首當其衝。先是希特拉委任了一個傀儡主教長,掌管一個在他安排之下由一些納粹狂熱分子牽頭組成的名為「德國福音教會」(Deutsche Evangelische Kirche)的組織,試圖把德國國內所有誓反教會納入其中,並剷除了所有猶太裔神職人員;之後,更斷絕了德國教徒與歐洲其他基督教派之間的聯繫(我們從中可以見到後來中共成立的「三自教會」的原型)。到了後來,希特拉更進一步試圖篡改《聖經》教義,把耶穌描繪為一個與猶太人對抗而最後因之犧牲的白種人。 可是,德國的基督信徒並沒有完全就範。1934年,反對納粹宗教政策的一些牧師、神學家,由Karl Barth、Martin Niemöller等人帶領,組成了「懺悔教會」(Bekennende Kirche,一些中譯為「認信教會」),拒絕承認國家對教會包括核心教義的領導權,並很快轉入地下活動。潘霍華也是這個教會的創建者之一。 參與推翻納粹政權 當初,懺悔教會只是反對納粹干預教會事務,但是,當納粹黨開始在社會上所有環節排斥、清除猶太人之後,懺悔教會對納粹的批判,便增加了一個道德層面;到後來,納粹開始屠殺猶太人,一些懺悔教會人士包括潘霍華,更提出要突破傳統教會須順從世俗政權的金科玉律(羅馬書15:1-7)。到了後來,潘霍華還做了一件神學界至今不解的事:他參與了納粹軍事情報部門裏頭的一個秘密的反納粹小組的行刺希特拉、推翻納粹政權的策劃工作。計劃後來失敗了,潘霍華參與此計劃的內情雖然沒有暴露,但他不幸因幫助猶太人逃離德國而被捕,關在Flossenbürg集中營,並在1945年美軍解放Flossenbürg之前兩個星期被納粹當局吊死。之前不久,他向一位英國的主教朋友傳遞了最後一個訊息:「這是終點,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潘霍華屬於路德會,而且是個徹底的非暴力主義神學家,連「正義戰爭」這個概念也無法接受,更反對教會和政權打交道、藉着政權的蔭庇發展信眾(即反對所謂的「君士坦丁主義」)。按當今西方最負盛名的神學家Stanley Hauerwas(侯活士,筆者將在另文介紹這位神學家的思想與「佔中」論述的關係)的說法,潘霍華為什麼參與行刺希特拉那回事,是神學界的一個謎。 普選是最後一道防線 怎樣解開這個謎,潘霍華生前的兩句話或者是契機: 一、面對納粹政權對待猶太人的那種殘酷,他認為教會的反抗可分作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要挑戰國家的不公義並要求政權負上道德責任;第二階段是要幫助國家政權之下的受害者,無論他們是不是教會的信眾;第三階段是「教會不僅要解救壓在政權巨輪下的受害者,更要委身於輪輻之下,以卑微的力量阻止那不義之輪的轉動」(即中國人說的「螳臂擋車」)。 二、1932年,潘霍華眼看納粹露出猙獰面目,在一次宣道時說:「殉道者的血可能要再一次流淌,但如果我們真有勇氣與忠誠去讓這血流淌,這血不會像我們的教會最早年的見證者的血那麼純潔明亮,而是會承載着深重的罪孽。」在他的最後著作Ethik裏,他如是說:「有一種情況,就是當任何法律也消失的時候,『需要』打破『誡命』……」(Es gibt vielmehr angesichts dieser Situation nur […]